新加坡作為一個人口密集的城市國家， 社區糾紛如噪音污染、鄰里衝突和資源爭奪等問題頻繁發生。為了應對這些挑戰，新加坡政府於1998年設立社區調解中心（Community Mediation Centres，CMC），並逐步引入強制調解機制。這一系統不僅幫助居民快速化解爭端，還成為全球爭端解決的借鑑模式。特別是2024年通過的《社區糾紛解決（修正）法案》，並在2025年進一步強化實施，強調噪音等特定糾紛的強制調解。本文將重寫並聚焦重點，探討該制度的背景、結構、實施效果、挑戰以及全球啟示，旨在為其他國家提供參考。透過分析，我們可以看到強制調解如何平衡效率與公平，促進社會和諧。

新加坡社區調解系統起源於1996年的跨部門委員會，旨在探索非訴訟途徑解決社區糾紛。1998年《社區調解中心法》正式設立CMC，專注處理非刑事社區爭端，如噪音、水滴泄漏、走廊阻礙或寵物問題，但不涵蓋商業合約或刑事案件。調解過程注重非正式性、快速性和低成本，申請人僅須支付五新元行政費，由志願調解員主持。這些調解員多為三十歲以上公民或永久居民，經過嚴格培訓，確保中立和專業。最初調解為自願性，但為提升效率，政府於2024年修訂《社區糾紛管理框架》（Community Disputes Management Framework，CDMF），將噪音、復發和衍生糾紛列為強制類別。當事人必須先嘗試CMC調解，否則無法向社區糾紛解決法庭（Community Disputes Resolution Tribunals，CDRT）提起訴訟。缺席可能面臨罰款，並禁止法庭程序。這一措施旨在鼓勵早期對話，防止糾紛升級。進入2025年，框架進一步擴大應用，例如政府計劃盡快實施增強措施，以涵蓋更多類型糾紛。此外，新成立的社區關係單位（Community Relations Unit）專門調查嚴重噪音案例，但強調不是第一回應者，而是補充機制，優先鼓勵調解。志願調解員來自多元背景，包括律師和社工，他們接受持續培訓，以處理種族多元社會的敏感議題，如宗教儀式引發的噪音。2025年，新加坡國際調解中心（SIMC）推出調解AI助手（MAIA）2.0，能提出潛在利益點、識別障礙，並生成建議，提升效率。政府還擴大線上調解和社區診所，增強可及性。整體而言，從自願到強制的演進，反映了新加坡對社會穩定的政策重視，將調解嵌入治理框架。由於篇幅所限，筆者將會在下一期專欄再跟大家分享相關議題。

撰文：梁偉峰

擁有工商管理博士及三個碩士學位，從事資訊科技超過三十年，現為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講師及課程總監、香港零售科技商會副會長、香港互聯網論壇副會長、亞洲域名爭議解決中心專家名冊成員、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認可綜合調解員、英國特許仲裁學會（東亞分會）委員、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學科專家、香港、新加坡及英國電腦學會資深會員、英國特許市務學會資深會員、國際扶輪3450區中環海濱扶輪社創社社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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