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加坡政府於1998年設立社區調解中心（Community Mediation Centres，CMC），並逐步引入強制調解機制。這一系統不僅幫助居民快速化解爭端，還成為全球爭端解決的借鑑模式。特別是2024年通過的《社區糾紛解決（修正）法案》，並在2025年進一步強化實施，強調噪音等特定糾紛的強制調解。實施以來，CMC顯示出顯著成效。調解不僅低成本，還維持關係，避免訴訟對抗。成功率約70-80%，許多案例透過創造性方案解決，如噪音糾紛中調整習慣或安裝隔音設備。強制措施降低法庭負擔，2025年1月至8月，CMC註冊一千一百零六個自願鄰里案例，平均每月一百三十八個，但僅不到30%進入調解。政府澄清，強制調解鼓勵參與，減少惡化案例，如2025年6月一宗申請未進行因缺席。此外，CDMF更新帶來更高效衝突解決，促進居民和諧。

然而，挑戰仍存。參與率低是主要問題，一方不願合作導致調解失敗。雖然強制出席提升出席，但需真誠合作；權力不對等或偏見可能影響公平。在多元社會，調解需處理文化敏感議題，如馬來或印度習俗與華人生活的衝突，調解員須具情感智慧。AI工具如MAIA 2.0雖助益，但依賴數據隱私和算法公平。2025年，政府承認無框架能解決所有案例，須多管齊下。系統透過培訓和法庭監督緩解挑戰，以公眾教育和補貼提升認知，藉線上平台吸引年輕人。整體而言，強制調解不僅減少案件，還強化凝聚力，居民滿意度上升。

新加坡經驗正好為全球提供啟示。首先，強制調解證明能鼓勵早期介入，減少惡化。中國或歐洲高密度社區可借鑑，將調解前置法庭，節省資源。其次，志願調解員系統強調社區參與，透過培訓確保專業，可複製到發展中國家，培養調解意識。第三，在多元社會，調解注重同理心和創造方案，促進包容。這對移民城市如紐約有啟發，作為預防工具強化凝聚。此外，整合法庭與調解的整體框架減少操縱，適用國際商業。過去一年，AI整合啟示科技角色，其他國家可開發類似工具。最後，立法和補貼是關鍵。政策推動提升利用率，為亞洲經濟體提供藍圖，如新加坡公約推廣國際調解。這些啟示延伸到全球，鼓勵對話解決跨國爭端。

筆者認為，新加坡強制調解不僅解決本地問題，還展示創新構建和諧社會。重點在平衡強制與自願、專業與參與，實現高效公平。在全球化時代，其他國家可適應本土，推動調解主流，促進包容環境。

撰文：梁偉峰

擁有工商管理博士及三個碩士學位，從事資訊科技超過三十年，現為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講師及課程總監、香港零售科技商會副會長、香港互聯網論壇副會長、亞洲域名爭議解決中心專家名冊成員、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認可綜合調解員、英國特許仲裁學會（東亞分會）委員、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學科專家、香港、新加坡及英國電腦學會資深會員、英國特許市務學會資深會員、國際扶輪3450區中環海濱扶輪社創社社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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