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2024年《施政報告》中，香港政府提出推行「社區調解先導計劃」，旨在深化本地社區調解文化，為處理日常糾紛提供更具成本效益及和諧的解決方案。這一政策不僅有助於紓緩司法系統壓力，亦能促進鄰里和諧，提升整體社會穩定性。面對城市化和人口密度增加所帶來的各類矛盾，香港需要一套既高效又具包容性的糾紛處理機制；而新加坡在社區調解領域的成功經驗，為香港提供了寶貴的參考。

目前，香港的糾紛處理方式主要依賴法律訴訟或仲裁，但這些方法往往耗時、昂貴且對人際關係造成破壞。根據司法機構數據，每年有大量的小額錢債、鄰里糾紛及勞資爭議案件提交法庭處理，其中不少案件原本可以通過非正式途徑解決；然而，由於缺乏有效的調解文化及平台，這些糾紛最終演變為對立性更強的法律行動。針對這一問題，政府提出了「社區調解先導計劃」，希望通過建立調解機制來應對日常生活中的各類矛盾。計劃為期兩年，重點是培訓社區工作者和專業人士，使其掌握調解技巧，以協助處理鄰里爭執、噪音問題及醫療事故等常見糾紛。

新加坡是亞洲地區推行社區調解的先驅，其模式被廣泛認為是成功典範。1998年新加坡成立了社區調解中心（Community Mediation Centre，CMC），專注於處理鄰里和小型商業糾紛。該中心提供免費或低成本服務，大幅降低市民處理糾紛的門檻。由政府培訓並認證的專業調解員負責協助雙方達成共識，其成功率高達70%以上，有效減少法庭案件積壓。除了提供直接服務，新加坡政府還積極推廣調解理念。他們在學校和社區活動中普及相關知識，例如舉辦模擬案例工作坊，讓學生參與角色扮演以學習如何有效處理衝突。這種教育方式不僅提高了公眾對調解的接受度，也培養了年輕一代對和平共處價值觀的認識。此外，新加坡政府制定了相關法例，例如《社區爭端管理法》，明確規定居民可如何通過CMC進行非正式協商，而非直接提出訴訟。同時政府提供充足資金支持該中心運作，以確保其穩定性和權威性。

新加坡模式展示了如何通過制度化和專業化運作，使社區調解成為市民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部份。由於篇幅所限，筆者將會在下一期專欄跟大家繼續討論相關議題。

撰文：梁偉峰

擁有工商管理博士及三個碩士學位，從事資訊科技超過三十年，現為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講師及課程總監、香港零售科技商會副會長、香港互聯網論壇副會長、亞洲域名爭議解決中心專家名冊成員、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認可綜合調解員、英國特許仲裁學會（東亞分會）委員、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學科專家、香港、新加坡及英國電腦學會資深會員、英國特許市務學會資深會員、國際扶輪3450區中環海濱扶輪社創社社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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