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港每年的工業意外不計其數，今年首季發生逾一千八百宗，遠超去年同期50%。遭遇工業意外的家庭剎那間被陰霾籠罩，除了喪失至親，更要跟工地負責人周旋恩恤金等賠償，若然失去家庭經濟支柱，更要撐起家庭照顧小孩，絕無半點喘息空間。工業傷亡權益會幹事梁金愛（愛姐）兒時親歷父親遭遇工傷無人理，內心種下為工人發聲的種子，如今入行將近三十年，跟進無數意外，仍決定謹守在各家屬身旁，當他們有需要時上前扶持幫忙，為他們重燃盼望的明燈。

窗外下着綿綿細雨，路燈的光芒散放得更光暈繚繞，慢步穿過一列街坊小店，映入眼簾的灰白色建築，正是工業傷亡權益會的會址。從門外張望，梁金愛（愛姐）正跟工傷家屬商討恩恤金的安排，一抹誠懇的眼神令人安心踏實，留意到記者到埗，她禮貌地退席前來，「那是昨日意外工友的兒子，明天要再跟各部門洽談。」

親歷父親遭遇工傷無人理

愛姐默默道出最初為工人爭取權益的契機，「我爸爸也曾遇工傷，他在碼頭做運輸，有吊運的貨物擊中其拍檔身亡，他走過去扶起拍檔後沾到鮮血受驚，事後病了一個月。」她憶述，父親出事後無糧出、無醫療費，母親曾因為生活拮据而有微言，「開飯要『慳慳地』，又要帶爸爸見醫生。」她坦言，當時開始對「工傷」有概念，但爸爸精神受創卻不被看待為工傷，加上家中尚有幾位妹妹，對家庭狀況甚為憂慮，「那時候意識到，原來工傷會無人理。」

她指，80年代常聽到有工人被欺壓，因病請假被扣勤工、無限加班乃家常便飯，自己懷胎10月誕下幼女，也遭遇公司倒閉而沒有分娩假期，「舊時工人不作聲就甚麼都沒有，加上打工仔一般較怕事……」她心生質疑，「到底勞工法例是甚麼？工人到底有何保障？」連串疑問令她步入勞工法例班的學堂，繼而走上服務工人的道路，見證工權會成長。

陪家屬追恩恤金 遇判頭發惡

愛姐經歷六、七年義工生涯，1995年正式加入工權會，翌年佐敦嘉利大廈發生五級大火，奪去四十一條寶貴性命。愛姐憶述，得悉意外時正在回家路上，「沒想到會有工傷，晚上才知道有很多職員殉職。」翌日馬不停蹄地跟民政署聯絡，再到殮房組織死者家屬，愛姐心裏難受，「富山殮房門前搭建了臨時帳幕，遺體燒得太嚴重，家屬也認不出來。」她指，入行後首次遇上大型工業意外，畫面震撼，亦難忘有家屬關心同樣經歷喪親之痛的其他同行者，「他們很主動參與，激勵了我。」

愛姐指，出席死因庭時，聽到主管憶述當日情況，「員工要把資料記錄妥當才下班，離世的都是公司最勤力、最聽話的員工……」及後，她回到大廈參與法事，也有出席部分死者的喪禮，「有年輕死者還未影畢業相就過世了，母親便買了畢業袍放入棺木，圓滿小朋友穿起畢業袍的心願。」工權會數日之間整理好家屬名單，令民政署予以好評，承諾日後會加緊雙方合作，並為工權會申請現時位於藍田的會址。

愛姐憶述，曾有女雜工從地盤高處墮下身亡，及後陪同家屬商討恩恤金時，涉事工程判頭卻一直推諉搪塞，「他好惡，籲我們找社署就好，更高舉手上的『大哥大』作狀敲打下來。」她指，那時不知世途險惡，只覺得眼前判頭「燥底」而默不作聲，後來大判介入化險為夷，當時的上司陳錦康事後問候她，「他問我怕不怕被打傷，我說不要緊，因為有他替我報警。」她續說，當時「唔識死」，覺得上司在場必定會支援她，「風氣由始至終不變，二人同行互相支援。」

工傷意外數不完，愛姐又提起一位遺孀的故事，「當時小孩只有六個月大。」她指，該名母親的堅強令她感到欣慰，隨後更利用部分賠償開設餐廳自食其力，「她跟我大女差不多年紀，好心酸……但看到她能夠再次獨立，十分高興。」她坦言，該名母親更會稱呼其丈夫作「爸爸」，也有些家屬把她們當作親人，娶媳婦、嫁女兒讓她坐主家席，「很多時已經不再是工作關係，而是朋友的感覺。」

工友怕事不願申報工傷

「給家屬的恩恤金已足夠做好工地的安全措施，為何人命在負責人眼中那麼不重要呢？」愛姐相信，判頭僱用的員工全都是資深、勤力，但失去了性命便無法逆轉，也有不少想法令她費解，「如今有良心的公司，恩恤金可達至一百萬，但很多工地一日的損耗也不止一百萬，可想而知人命有多可悲？」

現時回想，當年爸爸手執一支「梁財信」跌打酒走天涯，曾見到職工盟前會長劉千石在公仔箱內為工人爭取權益而拍枱大罵，自此覺得劉是大人物，「他認同我們所做的事，因為他年輕時作為工人敢怒而不敢言。」她認為，跟判頭打工的生態令工友不願申報工傷的情況依舊，但多了公司聯絡工權會到工地作安全講解，即使發生事故的工地沒有聯絡他們，鄰近地盤也會主動致電求助，「現在氣氛好了一點，也願意坐下來洽談。」

訴說近一小時，愛姐曾哽咽卻忍住淚水，面對生死，她選擇出席工友的喪禮讓自己釋懷，「我也有情緒，守夜當日到靈堂摺元寶，當你專心摺，家屬也會感受到你的好意。」她指，摺元寶同時要梳理好自己情緒，希望先人安心上路，「盡量出席喪禮送他最後一程，會好受一點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