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被國際商界譽為「中國的全球領先商業戰略家」，被外媒稱為「中國管理諮詢之父」，更被《中國日報》形容為「中國最富有經驗的戰略管理專家之一」。在港土生土長的謝祖墀，擁有三十年戰略和管理諮詢的經驗，具備獨到觀點。他認為，香港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，還缺少部分因素，包括產業的多元化、培養「戰略性思維」等，並鼓勵年輕人探索和把握新機遇。

90年代的中國處於改革開放後的動盪時期，未有管理諮詢的觀念，謝祖墀當時以波士頓諮詢公司大中華區總裁的身分，進入中國市場「拓荒」，「當時的中國，表面上比香港落後，但我感受到不論老百姓、企業家和政府官員，都有種追求進步的心態。」該公司是中國首家獲批准的國際戰略諮詢公司，「那時鄧小平南巡沒多久，很多外資公司看準機會，聘請顧問公司協助研究中國市場。」

這三十年來，謝祖墀帶着團隊衝鋒陷陣，掌握各界脈動，挖掘問題、解決問題，創造出想像之外的價值。他曾為國內外數百家企業提供諮詢服務，並為世界銀行、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，以及中國政府不同層次的機構提供過戰略和改革等建議，例如廣州地鐵的現代化管理，以及協助利潔時把其中國的業務，從全球第二十五名外攀升至第二名等，背後均有其影子。

事實上，謝祖墀亦曾參與本港特區政府的參謀工作，包括早年出任中央政策組委員會成員，以及策略發展委員會非官守成員。在他看來，香港如今的問題不少在當時已經存在，「例如房屋問題，與土地供應有關，屬結構性問題，不可能突然有很多新土地，又如青年難以向上流，基於產業發展未能提供新的就業機會等，都是老生常談的問題，不是一兩屆政府可以解決。」

擺脫產業單調 隨時間而轉型

但他也直言，要擺脫產業單調，不論政府或是社會的領導階層還是要多出點力，特別在調整港人的認知上，「我建議將香港定位做戰略城市，在歷史上香港本身就是個戰略城市，如果你從英國的角度來看，香港非常具戰略性，只不過包裝到令人只聯想到經濟，甚至到回歸後，不少決策者依然保持同一心態。」

謝認為，香港應尋找自身的戰略定位，「現時很多人傾向香港應發揮國際金融城市的角色，通過優勢幫助國家發展，但在國家的大棋盤中，國際金融城市只是其中一部分，還有很多其他因素。香港的領導層或精英對這些因素有多少認識？其實也是個疑問。」

他伸出雙手，在空間拉出一個圓圈，從小至大，由大至小，那是談到戰略思考不可或缺的思維方式，「香港人過去多年習慣從『內到外』思考，但我們同時亦需要從『外到內』的視野，從全球發展大局、中國在全球扮演的角色、中國的大戰略是甚麼，再去想香港應該怎樣部署。」

「國際局勢在改變，香港也需要隨時間而轉型。」處身世界百年未有的大變局，謝祖墀指，香港目前習慣制定中短期，涉及個別範疇或行業的政策，較缺乏在複雜國際局勢下的多維戰略思考，「應該創建世界級和有權威性的知識型機構，在最高層的戰略層面，為香港和中國作出更宏觀的戰略分析、診斷和方案設定。」

他解釋，該知識型機構可與特首政策組相輔相成，由特首政策組負責研究和建議政策方面的問題，知識型機構則更宏觀地，通過適當的問題定義分析和觀察，建立適合香港和中國，同時契合世界發展的分析和理論框架，並產出戰略性的方案。

港缺乏戰略思維人才

「機構內的人員要對香港非常了解，亦需要緊密連繫內地和對接全球。」不過，謝祖墀坦言，香港缺乏相關類型人才，「回到上面的問題，因為歷史以及產業單調，較少培養到具戰略思考的人。」

他觀察內地市場逾三十年，得出內地人才較具戰略思維的原因，「雖然內地經濟發展只有數十年，但因為多元產業的環境複雜性以及發展速度快，競爭的激烈程度是全世界首屈一指，令到很多人必須建立一種戰略思維，不斷思考下一步如何保持成功，才能夠生存。」 「我很鼓勵年輕人入內地，以我自己的經驗，以及我所認識的年輕人，都因為這樣而創造了很多新機會，足以影響一生。」他說，中國的崛起令很多企業的領導人，在管理上採用另一種新的思想方式，「那種方法是你不深入中國工作不會明白的。」 不止是內地，他也同樣關注東南亞、中東和其他金磚國家的新機遇，認為年輕人在當地或有新的職業生涯發展。

港人需有從「外到內」視野

「說香港年輕人不長進是不負責任的。」謝祖墀直白地說，「有時聽到所謂的成功人士給年輕人忠告，說自己有獅子山精神，很拼搏，建議年輕人學習，我認為這些言論對年輕人並不公平。」他指，需要改變根深柢固的「舊思想」，如今時代已有轉變，是香港無創造足夠機會給予年輕人搏鬥，「作為社會精英分子的想法應更與時俱進，想想如何協助香港年輕人迎接新機會，引導香港走向『應該走的路』。」

「我對中國的未來發展有信心，國家的發展為香港帶來很多紅利，香港亦需要準備好。」他續說，「我們所說的再工業化或新工業化，事實上做到多少？可以如何做好？除此以外，還有甚麼可以做？我想需要有志之士共同思考。」謝祖墀拋出的問題，尚未有人解答，但他已帶着戰略思維奔向未來，投身國家發展大局。